作为中国政府最高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的创立与一位高级记者的名字分不开。

中国新闻奖作为中国政府最高新闻奖，如今提起来，无论是传统媒体的50多万编辑记者，还是新媒体的300多万从业人员，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无人不关注，甚至有很多编采人员把争获中国新闻奖作为记者生涯的奋斗目标之一。

那么，中国新闻奖是如何创立的？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机制是如何完善的？是谁推动了中国新闻奖创立的进程？对此不仅是社会各界鲜为人知，就连很多新闻工作者也很少知晓。

其实，中国新闻奖的创立与一位高级记者的名字分不开。

这位为中国新闻奖的创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老者，便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暨中国记者协会）国内工作部兼学术部原主任阮观荣，如今他已80多岁高龄。

当年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的产生过程及来龙去脉是怎样的？笔者有幸与阮观荣进行了一次长谈。

中国新闻奖的创意是如何提出的？

1937年出生在湖北省京山县的阮观荣，人称“湖北佬”。他在新闻采编一线踏踏实实地做了20多年，从业余通讯员到专职记者，从普通记者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

那个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可是远远超过中央电视台的，而且能够走上新闻部副主任岗位的必是出类拔萃的记者。可以说，阮观荣是一位非常合格、成熟的记者，也是业务能力很强的骨干记者。

也许正是这种丰富的记者经历成为了阮观荣日后创立与数十万记者同行息息相关的中国新闻奖的原动力。

正当阮观荣在新闻采编一线大出成果，迈向职业巅峰之际，他的人生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因工作需要，1987年阮观荣调任中宣部新闻局广播电视处处长，阮观荣从此离开新闻采编一线，走上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

1989年8月，阮观荣又从中宣部新闻局广电处处长被破格提拔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暨中国记者协会）国内工作部主任兼学术部主任，由正处级破格提拔为正厅级。

职务虽然提升了，但是权力却没有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暨中国记者协会）虽然是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但只是一个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进行服务协调的机构，而非管理机构。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记协”是个养老的闲职机构。其实过去中国记协，尤其是国内工作部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做。

然而对于充满事业心和创新能力的阮观荣来说，绝对不会在如此重要的岗位虚度年华的。刚刚上任，阮观荣就不停地思考着：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如何开拓性地开展中国记协国内工作部的工作？

通过调查他了解到，中国记协国际部还是比较忙碌的，因为要经常接待国外记者团来访等，但国内部基本无所事事。阮观荣的视野自然拓展到了如何为全国6000多家新闻媒体和55万编采人员搞好服务。

上任不久阮观荣就接管了21家首都新闻单位参加的首届现场短新闻评奖活动，从此揭开了中国记协组织新闻评奖的序幕。也正是在组织开展这次评奖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新闻奖”的创意在阮观荣的头脑里逐渐明晰起来。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阮观荣深知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影响力。它不仅是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而且随着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普利策奖被视为全球性的一个奖项。相比之下，当时中国还没有能代表国家的权威性的新闻奖项。

我国新闻奖的设立和评选，虽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但开始只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以及部分省级新闻单位内部评选优秀新闻作品，接着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各行业进行本系统的新闻优秀作品评选。到1980年，中国新闻学会开始举办“全国好新闻奖”，评选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综合新闻作品奖。但是1989年夏季，“全国好新闻奖”就停止举办了。

面对这种情况，阮观荣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创立中国新闻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然而他也很清楚，要把自己个人的创意转化成国家意志，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中国记协国内部全体成员的共识，是阮观荣迈出的第一步。

其实通过首届现场短新闻评奖活动，国内部全体同事不仅对新闻评奖积累了经验，而且也认识到，新闻评奖作为国内部开拓创新的工作，对于各新闻媒体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是新闻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因此，当阮观荣把国内部副主任柏亢宾、郑忠祥和五个处的处长聚到一起，说出自己思考已久的设立中国新闻奖的创意时，自然博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并很快写出关于创立中国新闻奖的初步方案和报告。

关于创立中国新闻奖的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国记协书记处和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的批复同意。吴冷西作为早年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早在1957年就曾经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作为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老领导，中国新闻奖的最后确立，他自然功不可没。

然而中国新闻奖的设立，意味着一整套评选制度和机制的出台，而且还要照顾到全国各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各类新闻媒体的方方面面，仍需做大量工作。

北京西交民巷的一场讨论会

82岁高龄的阮观荣回忆说：“中国记协国内部首先就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个别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又召开座谈会进行了讨论。”

讨论会是在北京西交民巷50号——当时的中国记协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部分人民团体主办的专业报和部分省级报社、电台、电视台的领导和专家。大家对设立中国新闻奖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

阮观荣主任在讲述中国新闻奖的创立过程

首先，是对评奖数量3个方案的讨论。

一是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在内全国评选250个奖。在讨论中，多数人认为奖额数太多，多了就降低了规格。

二是仿照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设置25个评奖项目，每个项目只评一个奖。多数人认为奖额太少，中国的新闻单位有6000多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三是评150个奖，大家认为既能坚持高标准，又能照顾到中央、省级、地（市）级、县（市）级新闻单位的积极性，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

第二，一、二、三等奖的数额及评选方式的讨论。

大家提出，为了坚持高标准，一等奖要少而精、少而尖，只评20个；二等奖评50个，也不能过多；三等奖数量多一些，评80个。大家还提出，一等奖必须有到会2/3的评委同意，并且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二等奖、三等奖的赞成票必须超过1/2多数,三等奖可留少数奖额照顾特殊情况。

第三，报纸、通讯社同广播电视评奖的比例。

“全国好新闻”的比例是：报纸、通讯社占60%，广播电视占40%。在讨论中，部分领导和专家提出，近10年来（1980～1990年）在“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新政策指引下，广播、电视发展很快，节目数量成倍增加，评奖数量应该由40%增加到50%，即同报纸、通讯社平分秋色。另一部分领导和专家认为，广播、电视比例应该增加，但不能增加过多，占45%较合适。

第四，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视作品，是否分开评选的讨论。

过去“全国好新闻”的评选是把广播、电视委托给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评选，然后到定评会上对一等奖进行评选，对二等奖和三等奖进行确认。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应改变这种做法，由评委会统一进行评选，以便坚持统一标准，相互交流。

第五，对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三大台等中央新闻单位的评奖数量的讨论。

大家认为，中央新闻单位的有利条件多、人员素质相对较高、稿件的数量多且质量较高，如果不加适当限制，评奖数量过多，会损害地方新闻单位参评的积极性。为此，大家认为，上述大新闻单位一般只评1-2个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也不能多，这要由评委会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调控。

第六，初评、复评与定评的问题。

讨论会建议，由中央各新闻单位、部委专业报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记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单位进行初评，中国新闻奖评委会进行复评和定评。

对上述这6个问题，记协国内部进行了梳理和整理，向中国记协主席办公会汇报。吴冷西主席主持会议，出席办公会的有在北京的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其中，副主席大都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广电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还有中宣部新闻局、新闻出版署负责人。

阮观荣在会议上汇报了上述6个问题的讨论意见。主席办公会上对一些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如对广播电视同报纸的比例，就有四六开和对半开的两种意见。

经过讨论，最后由冷西主席进行归纳，对首届中国新闻奖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1.关于评奖数额的3个方案。会议认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只评25个奖，数额太少；“全国好新闻奖”评250个，太多；最终选取了评150个奖的方案。

2.会议同意，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一等奖20个，二等奖50个，三等奖80个。采用评委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等奖票数达到实到评委的三分之二，二、三等奖超过半数，方能入选。

3.同意报纸和通讯社评奖数占55%，比原来占60%减少5%；广播、电视增加5%，占45%。

4.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视都由一个评委会统一评选，可分为消息、通讯和广播电视三个复评组，分别评审。最后，全体评委进行定评。

5.对中央新闻单位一般只评1-2个一等奖，增加地方新闻单位获奖的机会。三等奖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调控。

6.由中央新闻单位、部委专业报协会、总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初评，评委会进行复评和定评。

此外，国内部对评委会的组成，各单位送稿数额，以及评选新闻作品的种类、作品字数、节目时间长短的限制等提出了具体建议，报中国记协书记处批准。

中国记协于1991年6月30日，正式发出了《“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办法》和《关于开展1990年度“中国新闻奖”评选工作的通知》。从此，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全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中国新闻奖正式诞生！它是在中央新闻单位、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报纸、广播、电视类评选的基础上产生的最高奖，可谓是屹立在群峰之上的珠穆朗玛峰。

当时，全国6000多家新闻单位争夺150个奖，能获得这个奖十分不容易，也十分光荣。

经过半年多的评选和筹备工作，首届中国新闻奖和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颁奖大会于1991年12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和宋任穷、胡乔木、雷洁琼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以及首都新闻界领导吴冷西、穆青、艾知生和首都新闻界500多人参加会议。

“首届中国新闻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颁奖大会1991年12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和宋任穷、胡乔木、雷洁琼等领导出席颁奖大会。（图中阮观荣主任在李瑞环左边介绍获奖作者）

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宣布会议开始，中国新闻奖评委会主任邵华泽宣布获奖篇目、范长江新闻奖评委会主任穆青宣布获奖名单。整个颁奖仪式只用了15分钟。原定的中央领导、其他领导讲话、获奖代表发言、书画家赠献书画作品、赠送会议纪念品等项目都被取消。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无言的方式——掌声，表达对获奖者的祝贺。

15分钟的颁奖会虽然很短，但影响力却是长久不衰的。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中国新闻奖，每年评选一次，至今已经举办到第30届。

长江韬奋新闻奖的主要推动者

阮观荣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凭着对新闻行业的熟悉，早在操办第一届中国新闻奖的过程中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新闻奖评选的只是好新闻作品奖，只有把评选新闻界优秀人物结合起来才能使新闻界的评奖体系更加完善。于是，他又提出了评选范长江新闻奖的建议。

范长江曾经担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他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为纪念范长江，每年的11月8日，即他创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日子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著名的杰出代表，用他的名字设立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开拓新闻事业的未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这个建议也很快得到中国记协书记处和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的热情支持和批准。

然而设立范长江新闻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解决资金问题。

因为当时中国记协国内部没有国家专项拨款，只好成立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这项工作仍由国内部操办，因此阮观荣责无旁贷地担任基金会秘书长。他写报告，请吴冷西主席出任基金会会长，为此阮观荣特地到他家当面汇报此事。但吴冷西主席则推荐穆青社长任会长。阮观荣只好到新华社穆青社长办公室，汇报基金会的组织机构安排，并转告冷西同志的意见，请穆青同志任会长。但是穆青社长也很谦虚，并表示，冷西当会长，他可以当副会长。

阮观荣急中生智，用毛笔（表示郑重）向吴冷西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即请吴冷西主席任基金会名誉会长，穆青同志任会长。并且在信中说：“如果您不任名誉会长，我这个秘书长就不好当了。”吴冷西主席在信上批示“那就只能这样吧”。

这让阮观荣主任很是高兴。他拿着吴冷西主席的批示，再去跟穆青社长谈，穆青也终于同意当会长（成立评委会时穆青同志又是评委会主任）了。为了工作顺利，阮观荣还特请邵华泽（人民日报）、郭超人（新华社）、马庆雄（广播电影电视部）、宋木文（新闻出版局）、范敬宜（经济日报）、张常海（光明日报）、吕梁（解放军报）、赵超构（新民晚报）、杨奇（香港大公报）等领导担任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副会长。

果然，基金会很快向新闻界和社会筹集到20多万元基金。这笔钱存在银行里，用利息作为评选活动的经费。

接着就是制定范长江新闻奖的获奖标准和确定名额问题。阮观荣回忆道：“范长江新闻奖——是以26岁就一举成名的青年记者，解放后又是我国新闻界领导人的范长江的名字命名的。它是全国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这个奖的获得者应该是人品文品俱佳的范长江式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当代的名记者。”

至于年龄标准也倾听了多方面意见。阮观荣回忆说：“范长江新闻奖是评选人品文品俱佳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获奖者的年龄界限如何确定，也是经过一番讨论产生的。最后还是穆青同志听了多种意见以后表示，40岁以下，就会把许多有成就的中年新闻工作者排除在外了；60岁下，年龄偏大了一些，是不是可以评55岁以下的采编人员。他笑着说，这一下把我们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扛在界外了，真有点可惜！”

后来，中国记协和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同意穆青会长的意见。在1990年6月发出的《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办法》中规定：“凡在评选年度不超过55周岁的中青年专业新闻工作者均可参加评选。”并指出：“首届评选范围限新闻采编人员，以后逐步扩大。”

范长江新闻奖每届评选多少名获奖者？阮观荣在带领国内部策划这个奖项时，也征求了首都新闻单位和全国各省新闻单位的意见。最后，由中国记协和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领导同意，确定每届评选10名获奖者。

北京回龙观饭店的首届评奖

据阮观荣主任回忆，第一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评选，是1991年7月16日在北京北郊的回龙观饭店举行。这是明朝皇帝到十三陵祭祖、清朝皇帝到八达岭长城的中途住宿地。

北京城里这么多饭店、招待所，为什么选择离北京50多里的回龙观饭店？这是为了安静，不受干扰。

由中央新闻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记协、专业记协、总政宣传部等全国53个系统推荐的110余名候选人的代表作品、情况介绍等材料，共有一米来厚，约18公斤，总计450余万字。

这些材料已经在上一年冬季就交到了21名评委手中。评委们审阅作品，看材料，做笔记，从冬忙到夏，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作品的感人事迹和记者的献身精神深深感染着评委，感染着这些新闻界的老前辈、资深记者。同时，他们也优中选优，作出自己的判断，投下自己慎重的一票。

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评委会的21名评委，大多数是我国新闻界当代的名记者、名编辑、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资深名记者、新华社社长穆青担任评委会主任，唐非、杨子才、陆怡、阮观荣、贾培信、张培任副主任，还有安岗、田流、商恺、成一、蒋齐生、丁希凌、林青、杨伟光、郑东兴、杨木、刘国雄、王晨、马瑞流、栗国安、姚志能等评委。这是一个有水平、有知名度、有代表性的评委班子，也是一个态度极其认真、办事公道公平的班子。

取消候选资格和“三榜定案”的故事

阮观荣还讲了取消候选资格和“三榜定案”故事。

穆青主持评委会，先讨论评选的标准。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不同于新闻作品奖，不仅要比作品的优劣，还要看人品的高低，要求参评者作品、人品俱佳。

穆青在会上提出：“在这次参评的人选中，是否有候选人在人品、思想作风上有问题呢？”评委们一时说不上来。

这时，穆青咳嗽了一声，郑重地说：“有一个情况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个省的某某参评者，前几天突然到我家，说是要拜访我。我不认识这位中年人，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是某省某单位的记者，是范长江新闻奖的候选人，希望我这个评委会主任给以关照。我当时没有表态，客气地送走了这位不速之客。”

穆青接着说：“这样的参评者，算不算人品、文品俱佳？在人品上是不是有缺失？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好，是不是投他的赞成票？请大家考虑。”在第二天的评选中，这位候选人得了零票，评委们用投票的方式取消了这位候选人的资格。

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要从110名候选人中评选出10名获奖者和30名提名荣誉获得者。实到18名评委。经过多次讨论后进行第一轮投票，只有9名候选人得了2/3或2/3以上选票而入选。但有不少评委认为，有1位候选人事迹不错，还有1个获奖名额，丢了也可惜，是否再投一次票。

穆青根据多数评委意见，提出一个“三榜定案”的办法。他说：“已投第二次票了，再投一次票。”大家同意，于是18名评委第三次投票，同意的还是11票，达不到2/3多数票。最后，穆青宣布：“经过三次投票，三榜定案，本届获奖者就是9名，只好空缺1名。”

这两个故事，发生在评委会内部，当时不便于公开。现在已过去多年了，不提具体省名、单位名和人名，说事不对人，这样效果更好些。

来看一下当年首届范长江新闻奖9名获奖者的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艾丰，男，人民日报社编委，经济部主任，高级记者；

江志顺，男，解放军报社，主任记者；

刘效礼，男，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杨登榜，男，四川省金堂县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编辑；

南振中，男，新华通讯社总编室主任，高级记者；

俞新宝，男，解放日报社编委，高级记者；

郭梅尼，女，科技日报社编委，高级记者；

曹仁义，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部主任，高级记者；

樊云芳，女，光明日报社湖北记者站站长，高级编辑。

新闻界的同行们一看便知，上榜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大媒体出类拔萃的赫赫有名的记者。

当然也有个别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四川省金堂县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杨登榜。这位来自基层的乡土记者杨登榜担任采编和主持人的4年中，处理听众来信7480多件，回信1800多件,编辑、主持信箱节目503组，解答问题3000多个，成为农民知心朋友的事迹感动了所有评委，结果全票通过。这也成为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中的一个亮点。

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记协和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人物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项。范长江新闻奖从1991年起每三年举办一次，但从2000年起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2005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的精神，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为新闻幕后——编辑、通联工作者评奖而奔忙

新闻界除了记者，还有大批默默无闻的编辑。以评选优秀中青年记者为对象的范长江新闻奖其评选范围显然涵盖不了庞大的编辑队伍。

阮观荣不无激动地对记者说：“当记者可能很快就出名，可是编辑作为新闻幕后的工作者被赞誉为作嫁衣的‘绣花女’‘夜猫子’‘守门员’‘创作员’‘小木匠’‘装配师’‘策划者’等，他们那种恪尽职守、淡泊名利、乐于奉献、无怨无悔的精神，常使我双眼潮湿。”

“掩卷沉思，再次品味做一个编辑的人生哲理：‘医生为病人输入的是别人的血，而编辑为稿件注入的是自己的心血。’”阮观荣说，对此感同身受，是因为自己在广播电台当过20年的编辑、记者，其中有3年是当早班、夜班编辑。因此，到中国记协工作以后，他便情有独钟地为编辑、通联、资料工作者设立韬奋新闻奖而奔忙，为把幕后人物推向台前尽一臂之力。

客观上随着中国新闻奖（作品奖）、范长江新闻奖（记者奖）的评选在新闻界和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新闻界普遍要求给编辑、通联工作者评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于是，阮观荣在中国记协领导的指导下，带领国内工作部开始积极筹办韬奋新闻奖。

1991年冬季，阮观荣主任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国韬奋基金会”取得联系，并积极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中国韬奋基金会早在1987年6月25日成立，张友渔任基金会主席，吴冷西等任副主席。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已于1990年评选，要再次创立韬奋新闻奖，仍然需要做多方面工作。由于阮观荣带领国内工作部积极主动地促进，终于使双方达成共识。1993年4月19日，中国记协和中国韬奋基金会联合发出《韬奋新闻奖评选办法》和开展首届韬奋新闻奖的通知。

《韬奋新闻奖评选办法》对评选对象做出明确规定：“凡在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其他新闻机构从事新闻编辑、通联工作及新闻评论、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育的现职专业新闻工作者，均可参加韬奋新闻奖的评选。首届评选对象是从事编辑和通联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这样就使范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两者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一个评台前的知名记者，一个评幕后的“无名英雄”——编辑、通联工作者。

“韬奋新闻奖的名额也是经过广泛争求各方面意见之后确定的。”阮观荣回忆说。当初有人提出，韬奋新闻奖的评选范围广，有编辑、通联、资料、校对等多工种人员，获奖名额是不是应比范长江新闻奖多一些？

结果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同范长江新闻奖一样，确定获奖者10名，提名荣誉30名。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灵活的办法，即每届评选的重点、范围可以不一样。如首届韬奋新闻奖以评编辑为主（7-8名），其次为通联工作者（2-3名），其他暂不评。第二届除编辑、通联以外，还增加了资料、校对工作者。

“韬奋”奖名的由来

为什么不用“邹韬奋”的全名设奖，而只用“韬奋”笔名设奖呢？

对此阮观荣解释说，范长江新闻奖，是用“范长江”的真实全名设奖，而韬奋新闻奖，只用了“韬奋”二字，两个奖的名字不对称，“韬奋”二字读起来也拗口。

这是因为,“韬奋”是先生的笔名。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的笔名，体现“韬光养晦”“奋斗不息”的精神。邹韬奋先生是以办报刊、当编辑、做通联而著称，也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名人。

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这样一位热爱人民的编辑大师的名字，设立另一个以评选编辑、通联为主的新闻奖，也是很有特色的。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政治活动家、著名评论家、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韬奋”这个笔名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伟大业绩、广泛影响联系在一起。用“韬奋”这个笔名设立新闻奖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如同“茅盾文学奖”用沈雁冰先生的笔名“茅盾”二字设奖，是一个道理。

经过紧张筹备，首届韬奋新闻奖颁奖大会于1993年12月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表彰奖励了10名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其中8名编辑和2名通联工作者。

首届韬奋新闻奖的获奖名单（10名）如下：

朱承修，男63岁，新华通讯社副总编，高级编辑；

李济国，男，54岁，人民日报总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编辑；

杨青，女，54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

黄景仁，男，59岁，广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额尔德尼，男，45岁，内蒙古电视台副台长，主任编辑；

郭景哲，男，57岁，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听众联络部主任，主任记者；

孙玉胜，男，32岁，中央电视台采编部主任，编辑（中级职称）；

陈礼章，男，59岁，（天津）今晚报副总编，高级编辑；

陆小娅，女，40岁，中国青年报《生活周刊》副主任，编辑；

金福安，男，49岁，（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主任编辑。

此外，获提名荣誉者30名。自此宣告“韬奋新闻奖”也正式诞生！

总之，从1990年至1993年，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阮观荣用近4年的时间，开拓性地开展国内部工作，先后创建了中国新闻系列评奖，即新闻作品的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编辑、通联的最高奖——韬奋新闻奖。这三大奖项作为国家最高新闻奖一直延续至今。

一场重大的新闻改革

谈到创立中国新闻奖系列奖项的意义时，阮观荣强调了以下两点：

一是冲破了新闻界“不宣传自己”的思想桎梏，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记者和通讯员写的稿件连名字都不署，说是反对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所以，刚开始筹备中国新闻系列奖还是有很大阻力的。对此当时宣传部门和新闻界的领导旗帜鲜明地表示态度，给予了支持。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在讲话中说“我们倡导新闻界也要有自己的‘明星’，有自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开展这种高层次的新闻评奖活动，有利于扩大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影响，有利于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脱颖而出。”

时任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指出：“我们希望有千千万万范长江式、邹韬奋式的新闻工作者涌现出来，有更多更出色的新闻作品涌现出来。”

这种开放的思想意识代表了时代的呼唤，反映了新闻界的要求，催生了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新闻奖的出台。

二是中国新闻系列奖项的创立，就是一场重大的新闻改革。

中国的新闻评奖工作，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其实质，就是把社会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新闻界，促进新闻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所以，中国新闻系列奖的创立不是偶然的，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思想浪潮而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阮观荣从1989年8月到任中国记协国内部兼学术部主任，至1998年春天退休，在中国记协工作的9年中，为创建中国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大胆创新，呕心沥血，勇于实践，团结奋斗，辛勤工作，可以说是创建中国新闻奖的第一功臣，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社会各界都不应该忘记他。

（作者系电视媒体资深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唯一朝鲜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