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对外交流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语境文化特征，在国际传播中存在显著的文化壁垒，导致国际传播效果的文化折扣较高。如何克服这一文化折扣现象，确是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一道难题。
一直以来，影视剧笼络了大多数收视群体，但虚构性的影视剧并非推动我国国际舆论场话语权建设的主要手段，而新闻的时效性、碎片化和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偏见，使得我们的新闻常常被恶意曲解。
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作为一种“世界语”和“国家相册”，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和故事性特征，兼具新闻和影视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优点。
那么，纪录片如何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近日，「广电独家」对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陈辉。
▍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广电独家」：您主持的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课题《影像中国——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研究》于近日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成果的出版在学界和业界很快引起了关注，并受到纪录片领域多位资深专家高度肯定。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课题？这项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陈辉：当初申请该课题，主要是基于对我国纪录片行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西强东弱”，未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导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往往陷入“有声发不出、有理说不清”的困境。
随着近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西方某些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问题，对中国进行极限打压，大搞以“去中国化”为目的的“逆全球化”，中国对外传播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而2020年初突发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的政治、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后疫情时代，全球的国际传播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网络越来越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平台，加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越来越迫切。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两方面原因，在当前背景下研究我国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
「广电独家」：作为一线省级台副台长和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业界多部标杆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作品的策划与主创，您认为纪录片这种形态在国际传播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辉：根据多年来学界和业界的共识，影视剧的故事性和虚构性特征更适合民间文化交流，适合价值观的隐性传播，但虚构性的影视剧并非推动我国国际舆论场话语权建设的主要手段。
新闻的真实、非虚构性特征是国际舆论场上争夺话语权的主要载体，但新闻的时效性、碎片化和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偏见，使得我们的新闻常常被恶意曲解，“有声发不出”是我们新闻传播在国际传播场上面临的困境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作为一种“世界语”和“国家相册”，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系统性和故事性特征，兼具新闻和影视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优点，使得纪录片这种传播形态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最佳载体。
▍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广电独家」：正如您刚才所说，纪录片作为一种“世界语”和“国家相册”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独特意义，那么您认为我国纪录片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效？
陈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任务。
讲故事是纪录片的特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全方位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制作理念和水平的差距，2000年以前我们的纪录片基本处于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阶段，虽然诞生了《丝绸之路》《话说长江》《望长城》等优秀作品，但精品数量不多、国际影响力有限。
进入21世纪，在我国加入WTO和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比如《故宫》《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尤其是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出台以后，在政策和市场的合力推动下，我国纪录片开始呈现蓬勃发展、初步繁荣的景象。
这一时期，我国纪录片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均诞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作品。比如以《敦煌》《大明宫》《昆曲六百年》《美丽中国》《航拍中国》《超级工程（系列）》等为代表的作品，全面立体呈现了文明、美丽和现代中国的宏观景象。
以《人间世》《高考》《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为代表的作品，聚焦医疗、教育及环境等中观层面呈现变革社会的中国故事。
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俺爹俺娘》《我们正年轻》等为代表的作品，呈现了女性、老龄化、“网红”、农民工、新生代等微观层面的多元面孔。
尤其以《舌尖上的中国（系列）》为代表的纪录片，开始以市场化的方式“走出去”，实现了新的突破。
这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均有详细阐述。
除了“讲好中国故事”之外，“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建构，是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另一重要任务。
近年来，我国纪录片一直在议程设置、价值传播和历史叙述等方面不缺位，积极发声。比如用《辉煌中国》《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国抗疫志》等作品，主动回应西方某些国家的“中国崩溃论”。
用《光阴的故事（系列）》《这里是中国》《从长安到罗马》等作品，回应“中国威胁论”。
用《东方主战场》《南京之殇》《幸存者——见证南京1937》等作品，积极阐述我国的和平发展史观，书写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
「广电独家」：您刚才概括了近年来我国纪录片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取得的成效，那么您认为我国纪录片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的纪录片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的能力？
陈辉：虽然从历史纵向来看，目前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横向跟西方发达国家对比来看，我国纪录片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纪录片国际传播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文化折扣”“高低语境”问题，传播效果上的“看不懂、讲不清、达不到、吃不透”的问题，市场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导致的制作实力不强、品牌化程度不高、传播影响力有限的问题，等等。
要克服这些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结合纪录片工作的实际，我认为可以从改进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和加强纪录片市场化、产业化与国际化的协同两方面着手。
比如在叙事策略方面，要从选题策划、叙事行为、制作重构和技术驱动等几个方面改进我们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克服文化折扣现象，提升我们的叙事能力和制作水平。
又如在提升纪录片市场化产业化水平方面，要努力从政策驱动为主向市场驱动为主转变，激发社会机构的投资热情，完善我国纪录片的产业链，提升全媒体环境下的内容营销水平，促进我国纪录片的多元化盈利模式，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品牌，从而在资本、政策、品牌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实现系统化升级，最终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从叙事表达、构建“大纪录片”产业生态等方面提升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能力。
▍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探索
「广电独家」：您认为目前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是否有一些新的机遇？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些机遇？
陈辉：尽管我们的纪录片国际传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传播环境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挑战和机遇并存。
整体来看，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也有很多难得的机遇。把握好这些机遇，是我们这一代纪录片人的使命。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历史机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步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央，世界经济体系呈现“东升西降”的格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为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二，科技机遇。
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虽然带给传统媒体平台的更多是挑战，但对于纪录片的内容供应和传播来说，则是更多的机遇。
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促进了纪录片范畴的泛化，给“纪实视频”这一泛纪录片形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
李子柒等自媒体纪实视频在海外平台的走红，充分说明了互联网技术带来跨文化传播的新机遇。
随着5G、VR、大数据、AI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最新的元宇宙概念的爆发，纪录片这一载体形态将更加多元。
第三，政策机遇。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给我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政策动能。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为此，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等一系列要求。
毫无疑问，加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能力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将给我国纪录片的能力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广电独家」：您是纪录片的实操者，曾主导过多部标杆纪录片的创作和国际传播，比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1405郑和下西洋》《梅兰芳》《昆曲六百年》《中国大运河》《1937南京记忆》《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系列）》《南京之殇》等，您在纪录片国际传播当中具体遇到过什么问题？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陈辉：这些年来，我有幸策划和主创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纪录片，也有几点体会。
我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兴趣越来越浓，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都渴望了解高速发展的中国及其背后的动因和历史文化背景。
但中国纪录片对外交流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语境文化特征，在国际传播中存在显著的文化壁垒，导致国际传播效果的文化折扣较高。
如何克服这一文化折扣现象，确是我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一道难题。
为此，我们在纪录片国际传播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比如从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开发更适合全球通行的低文化折扣的题材，改进叙事策略等。
如《你所不知道的中国Ⅲ》《南京之殇》两部作品在与英国、美国团队的合作中解决了当代题材与历史题材跨文化传播的叙事方式转化与融合，以体验式、沉浸式、故事化等形式，实现了在英美主流媒体同版同步播出。
另一个感受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为我国纪录片提供了丰厚肥沃的创作题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是纪录片工作者的使命。
除此之外，我们的视角要更多地聚焦于中国普通人的故事、情感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与进步。这样既能够表现更加全面立体的中国，也更适合在西方低语境的文化氛围中传播。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请业界同仁批评指正。